1949年6月1日的上海市府大楼外，初夏的阳光烘烤着刚刚解放的外滩。人群里有人指着台阶上那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嘀咕：“那不是卢绪章吗？怎么跑到市政府来了？”消息很快传开，一些工商界大佬急得直拨陈毅市长办公室的电话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却掩不住疑惑：“陈市长，他可是原国民党少将参议，军统、 中统都和他有交情，得查查底细吧？”
一连串询问铺天盖地，陈毅只是笑说：“放心吧，卢经理早就在安排之内。”一句话让旁人更加摸不着头脑——那个在重庆、南京都混得风生水起的资本家，什么时候成了“自己人”？
要解开谜团，得把时间拨回到1948年12月26日的凌晨。那天，一艘名叫“阿尔丹尼”的客轮从香港驶向大连，船舱里挤满三十多位对时局格外敏锐的民主人士。灯光昏黄，一阵浪头拍过甲板，经济学家章乃器猛地发现角落里多了个熟脸。他迈步走过去，往常儒雅的语气里带着锋芒：“你卢经理到那边干什么去？”——“我想看看能不能做点买卖。”对方不紧不慢地回答。十二个字，含糊得很，却难掩自信。
章乃器转身离开，暗自嘀咕：去解放区谈生意，这人是真糊涂还是有别的算盘？他不知道，这位卢经理披着“资本家”外衣已整整潜伏八年。
卢绪章1911年生于宁波鄞县，小学念到一半就为生计奔波。14岁漂到上海码头，他白天搬货、夜里去商会夜校啃书本，算盘拨得飞快，英语也能对答。日子虽苦，却练出敏锐的市场嗅觉。到1933年，他和几位朋友合办“光大行”，专做棉纱、五金买卖；再过两年，企业扩张成“广大华行”，他管账眼明手快，账簿一丝不苟。
战争的阴云压过外滩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炮声震天，他跑去救亡协会培训班听课，第一次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。那年冬天，经杨浩庐介绍秘密入党。身份变了，日常却要装得更像生意人。上海日益危急，组织让他把“广大华行”搬到后方，他因此在1940年登上嘉陵江边的红岩嘴，与周恩来第一次单独见面。
屋里点着煤油灯，周恩来言简意赅：广大华行归红岩嘴领导，行里党员由卢绪章单线负责；从今往后，他必须与任何公开的党组织切割，连妻子都不能透露半分。临别时，总理握着他的手：“你的‘资本家’面目要比黄金更真。”这句话像一颗钉子，牢牢钉进他心里。
于是，重庆上流圈子里多了一位能喝能聊、爱请客的“宁波卢老板”。他把军统、中统里吃香喝辣的主儿请进家门，看似纸醉金迷，实则左手递情报、右手筹资金。有人好奇他出手为何阔绰，他只一笑：“经商嘛，总得舍得本钱。”鲜有人晓得，他把赚来的钱分三份：一份明面上周转，一份暗里支持抗战，一份用作打点各路关系。表面潇洒，背地里常在深夜拿着潮湿的手帕擦汗。
抗战胜利后，他向周恩来提出想公开身份，开云被婉言劝下。原因很简单：国共决战一触即发，沪、渝、穗的敌特网络依旧盘根错节，需要一个老练的“旧资本家”继续周旋。卢绪章点头，心里却明白自己要在阴影里再熬几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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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夏天，战局已倾向人民解放军，他接到新的指示：先转赴香港，再随船前往大连，听候东北局分派。于是便有了“阿尔丹尼”甲板上的那一幕。抵达大连后，他在保密局眼皮底下绕出几道弯，最终赶到哈尔滨报到。东北局简单交底：上海很快要解放，需要懂金融又熟商界的人打前站。
5月27日凌晨，上海炮声渐歇，卢绪章提前进入市区，接管几家原国民党背景的储运公司，把账目、仓单和钥匙一一封存，留待人民政府接手。短短三天，他找到56位愿意配合的新旧商号经理，稳定了棉纱行情，确保市场没有暴涨暴跌。此举让陈毅拍案叫好，也让那些苦熬物价波动的市民长舒一口气。
正因为这份成绩，6月1日那场风声鹤唳的“质疑电话”刚打到市府，陈毅就底气十足地回应。卢绪章手里握着一摞工商税则草案，转身进了办公室，半点不受外头议论影响。那天下午，他在百老汇大厦主持座谈会，十几家布行老板围着他问新政府政策，他把文件拍在桌上：“只要守法，大家都能挣钱。”语毕，几位老人点头，气氛松下来，交易所当晚成交量飙升，食品价格反而回落。
误解并未因此彻底消散。有人背后嘀咕他“左右逢源”，有人干脆给中纪委写信。审查组找来大摞档案，又去红岩嘴核对记录，事实才渐渐清晰。在隐秘战线上，他提供过上百份涉及敌后经济动向的情报，输送的经费折合黄金逾千两。档案敲定，帽子摘掉，风言风语才偃旗息鼓。
1952年春，公私合营进入攻坚阶段，卢绪章被任命为市工商局副局长。他依旧一身西装，却习惯把袖子挽到手肘，挤在仓库里清点机器。有人忍不住问他累不累，他笑说：“做生意讲究账清、货明；治经济，也得如此。”那双在重庆酒会上举杯的手，此刻满是油渍，却握得分外稳。
此后十余年，他一直在上海财经系统任职，参与制定外汇管理细则、税收改革方案，直到1966年因病调养。1979年9月，卢绪章在上海逝世，享年68岁。档案室里，他的党员登记表依旧夹在红岩时期的旧卷宗中，扉页上那句批示字迹清晰：“此人能与各界广交朋友，然同流而不合污，可予重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