咱们一提起唐朝，那都是“大唐盛世”、“万国来朝”。但“盛世”的B面，就是“安史之乱”。这场叛乱到底有多“乱”？
这么说吧，短短八年，大唐的人口记录锐减了三千多万。更恐怖的是，在“睢阳之战”中，一座孤城里的三万百姓，最后被守军当成了军粮，活活吃掉了。
这不是战争，这是人间地狱。
“十室九空”的人间炼狱“安史之乱”这把火，从公元755年（天宝十四年）烧到了公元763年（宝应二年），整整八年。
这八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？最直观的，就是人口的“断崖式雪崩”。
咱们来看两组数据。
第一组数据，是官方户籍。根据《册府元龟》的记载，叛乱前的天宝十三载，大唐在册的户数是9，187，548户。而到了叛乱平定后的广德二年，户数还剩多少？2，933，125户。
展开剩余89%短短十一年（包含战乱和战后统计），三分之二的在册家庭，就这么“消失”了。
第二组数据，是人口估算。有史料分析，这场战乱导致的人口锐减，高达三千万人之多。
三千万人是什么概念？这几乎是把当时唐朝的人口“打骨折”了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这场灾难的起点，就是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，身兼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，在范阳起兵。
他打的旗号很“正义”：“忧国之危”、奉密诏讨伐杨国忠。
可当时的唐朝中央，早就烂透了。在位的唐玄宗李隆基，已经不是那个“开元盛世”的英明君主，而是个沉迷杨贵妃美色、怠惰朝政的“糊涂老人”。
朝堂上，杨国忠（杨贵妃的堂兄）专横跋扈、贪赃枉法。而安禄山自己，更是狡黠多计，为了谄媚唐玄宗，甚至哭着求认杨贵妃为“干娘”，在宫里行“洗儿礼”。
这种“政治表演”的背后，是大唐军制“内轻外重”的致命隐患。
当时唐朝在边境设了10个节度使，总兵力高达49万人，而中央和内地的兵员总额，还不到边镇的六分之一。
手握重兵的安禄山一反，中央军根本顶不住。叛军势如破竹，很快攻下东都洛阳。第二年正月，安禄山就在洛阳称帝，国号“大燕”。
唐玄宗慌了神，不顾战局，强行命令守卫潼关的大将哥舒翰出兵迎战，结果导致潼关天险沦陷。
叛军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扑长安。
唐玄宗一听，连夜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，米兰app官网直奔成都。太子李亨（后来的唐肃宗）则在灵武即位，遥控指挥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大将平叛。
但长安城的老百姓，就成了牺牲品。
叛军涌入长安后，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残酷洗劫。官宅民居被掠夺一空，叛军“三五成群地抓住年轻貌美的女子，当场就摁倒在地凌辱”。
史书上形容当时的长安，叫“十室九空”。
睢阳血战：6800人对13万人的“食人”坚守如果说长安的“十室九空”是人祸的极致，那么睢阳之战（今河南商丘），就是把“人间”变成了“地狱”。
至德二年（公元757年），安禄山已经被他儿子安庆绪干掉了，但叛军的攻势还在继续。
叛军大将尹子奇，率领13万大军，猛攻睢阳。
睢阳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，它是唐朝“江淮”和“淮南”的屏障，是中央财政的生命线。一旦睢阳失守，唐朝的“钱袋子”就没了。
当时守城的，是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和太守许远。
张巡从宁陵带了3000兵马，许远手头也有兵力，两人合兵一处，总共才6800人。
6800人，对阵13万人。
正月二十五日，大战爆发。叛军猛攻，张巡和许远带着6800人，连续血战十六个昼夜，居然打退了尹子奇。
此战，唐军俘获叛军将领60多人，开云官方app斩杀士卒两万多，还缴获了大量的“车马牛羊”。
尹子奇一看啃不动，只能暂时撤退。
但噩梦才刚开始。
同年三月，尹子奇卷土重来。又败。
到了七月，尹子奇第三次包围睢阳。这一次，他学聪明了，不强攻，改围困。
张巡和许远手里的6800人，在经历了10个月、大小400余战之后，也到了极限。
最要命的是，城里断粮了。
根据史料记载，一开始，城内的存粮本有六万斛（约合360万升），但被虢王李巨强行分走了一半给濮阳、济阴二郡。
到了围城后期，士兵们只能吃树皮、草根、纸张，甚至开始抓老鼠和麻雀充饥。
为了守城，张巡想尽了办法。比如他发现箭矢不足，就搞“草人借箭”，让士兵半夜把穿衣服的草人从城墙放下，叛军以为是偷袭，拼命射箭。一夜之间，张巡就“收获了数十万支箭矢”。
但这些计谋，解决不了“饿”的问题。
很快，城里的树皮、老鼠都没了。
惨绝人寰的一幕，发生了。
为了活下去，为了继续守住这座城，守军开始“吃人”。
根据资料记载，这场战役最终付出了“吃掉 3 万人”的代价。另一篇报道更是直言，睢阳城里“三万百姓被煮熟吃掉”。
张巡的部将南霁云，曾带着50精骑突围求救，但无人来援。
十月九日，在经历了10个月的地狱后，睢阳城破。
张巡、许远、南霁云等人全部殉难。
这场血战，虽然以守军的全部牺牲告终，但它也死死拖住了叛军的主力，保住了唐朝的江淮生命线，为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北方的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一个“偷羊贼”如何掀翻了盛世？这场动乱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。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甚至认为，安史之乱不只是唐代的转折点，更是“整个中国历史，进一步说，是整个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”。
它直接导致了唐朝后期的“藩镇割据”。
那么，一个如此强盛的大唐，为什么会被一个安禄山搅得天翻地覆？
咱们就得看看安禄山到底是谁。
他可不是什么中原大将。史料记载，他是营州（今辽宁朝阳）的“胡人”（突厥混种），早年是搞贸易的“互市牙郎”（贸易居间人）。
甚至有资料说，他一开始就是个“偷羊贼”，被抓后要问斩，临刑前一通大喊大叫，才被当时的监斩官保下，送去参了军。
一个“偷羊贼”出身的边境小吏，是怎么爬上高位的？
首先，靠“会来事儿”。他骁勇善战，又会说多种“蕃语”，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赏识。
其次，靠“会钻营”。他精准地巴结上了唐玄宗和杨贵妃。晚年的唐玄宗委政于李林甫、杨国忠之流，自己耽于声色。安禄山投其所好，甚至不惜认杨贵妃为“干娘”，在宫里表演“洗儿礼”，把唐玄宗哄得团团转。
最关键的，是靠制度的漏洞。
唐玄宗为了开边，打破了唐初“居中控外”的兵力部署，在边境设了10个节度使，总兵力高达49万人，而中央军兵力是边镇的六分之一还少。
这就形成了“内轻外重”的局面。
节度使，逐渐从一个“军区司令”，变成了集“军、政、财”大权于一身的“土皇帝”。
而安禄山，一个人就兼了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的节度使。
一个毫无忠诚度、野心勃勃的“偷羊贼”，手握着远超中央的绝对兵力，再加上一个沉迷享乐、政治腐朽的中央朝廷。
公元755年，安禄山在范阳起兵，大唐的“盛世”假象，被一戳即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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